这部小说作为勒克莱齐奥初期作品的代表,作者

日期:2019-11-04编辑作者:企业文化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联合主办、体现中国学者文学立场和美学视角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2006年度)评选近日揭晓。六部获奖作品以不同视角描述重要历史事件对人的影响、现实生活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及人类对未来的展望等多元话题。向中国读者展示了当代世界长篇小说的关注对象及最新成就。
  美国当代作家克莱尔·梅苏德的小说《皇帝的孩子》以“9.11”事件为时空背景,对纽约上流文化界做了一次别出心裁的考察。纽约新闻界的无冕之王默里·思韦特因越战而发迹,当他站在情人——女儿的好友丹尼尔的公寓楼窗前,亲眼目睹了“9.11”世贸大楼双子塔的倒塌后,重新回到了妻子身边……作者着力点不在于人物经历的事件,而是要表现他们对事件的自我意识,揭示出他们的真正关切之处。
  《乌拉尼亚》是法国新寓言派代表作家勒克莱齐奥的最新力作。故事讲述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王国“坎波斯”——也就是“乌拉尼亚”,最终在人类社会的围攻中被迫迁移,在当今物质文明面前归于失败。据作者介绍,这本小说的写作,源于他在墨西哥的米却肯洲生活时所发现的一个印第安自治村庄——1540年由西班牙修道士瓦斯科·德·吉罗加尝试建立的一个理想社会。评委会认为,虽然现实和小说中的乌托邦最终都落空了,但这是人类必不可少的梦想,而勒克莱齐奥所做的,正是艺术地说出这一梦想。
  德语瑞士作家查里斯·莱文斯基的作品《梅尔尼茨》展示了一个瑞士犹太人家族从1871年至1945年七十余年间的沧桑变故,家族四代人为了获得成功和承认而做出了艰辛的努力,但仍屡遭歧视和失败。作者将瑞士犹太人的苦难史浓缩为一个家族传说,构思宏大、情节跌宕起伏而又细致入微。作者在各个叙述时间层面巧妙转换,充分显示了高超的写作才能。
  《萨尼卡》被俄罗斯评论界誉为“高尔基《母亲》的现代版本”。苏联解体后,被剥夺了幸福和未来的外省青年萨尼卡与一大批同样悲愤和茫然的年轻人一起投入“革命”洪流,为此付出了鲜血甚至生命的代价。作者扎哈尔·普里列平的小说以经典的现实主义心理描写展现了萨尼卡这代青年人的困惑、愤怒与绝望,字里行间渗透了对俄罗斯历史的反省和批判,充满变革现实的强烈渴望。
  委内瑞拉作家阿尔贝托·巴雷拉·蒂斯卡的《病魔》通过主人公与身患重病的父亲之间的矛盾纠葛,探讨如何正视疾病,如何对待生活的重要伦理话题——“在确知生活消磨生命的前提下学会以我们自己的脆弱之躯去面对生活”,“生是偶然的,死是必然的”。《病魔》出版后,获得2006年西班牙阿纳格拉马出版社第24届埃拉尔德小说奖。作者认为,西方在回避疾病的同时杜撰出了一个新的乌托邦:健康。西方用对疾病和衰老的新恐惧取代了原先对死亡的恐惧,将体弱与生病这种再正常不过的生理现象妖魔化,而健康与疾病不仅是机体上的问题,还与人的心理状态密切相关。
  智利作家罗伯托·安布埃罗是一位多产作家,他的获奖作品《希腊激情》描述了教授布鲁诺的寻妻之路——一个平常的爱与性的问题,然而故事曲折,结局更是出人意料。

  从1983年勒克莱齐奥的作品首次为国人阅读开始,到如今他获得诺贝尔奖,这之间已有二十几年的时间。他的作品始终以其严肃的文学追求和坚守的人文立场在中国文坛上受到好评。今年1月份,他获得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获奖作品是他的《乌拉尼亚》。在致中国读者的信中,他说,“我写《乌拉尼亚》是为了纪念战争岁月……正是在那时,为了克服焦虑,我们创造出一个国度……决定给那个国家取个天上的缪斯的名字:乌拉尼亚。……我们因此排解了不少忧愁。几年后,在墨西哥的米却肯洲生活时,我发现一个印第安人自治村庄……采用的是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模式。那是一次建立理想社会的尝试,致力于消除等级与贫富差别,使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展现各自的手艺和学识。当然,那个乌托邦最终落空了。但是,米却肯洲的印第安人依然怀念它,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抗着在美国影响下的现代社会无节制扩张的资本主义势力。正是这种经历使我萌生了写一本现代版《乌托邦》的想法……我并不想借此批评当下的墨西哥,也没有给我的小说赋予什么社会意义。我仅仅希望通过这本书,使那曾经给哥哥和我以勇气,帮助我们度过艰难的战争岁月的幻梦获得重生。”我之所以长篇引用勒克莱齐奥的这段话,还是缘于一种感动,感动于作家的务实和平和。是的,勒克莱齐奥是一个批判者和反思者,他把批判转化为对孩童的心灵一样脆弱灵魂的关注,让这些最易受伤的灵魂用最细腻的感触来言说对这个世界的不满,这貌似无力背后,深藏的是怜悯的无限力量。

  记得在今年1月28日,我与在北京的勒克莱齐奥通话,祝贺他获得“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在通话中,我还谈到他迟早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回答很平静,说:“什么都是很可能的,但最重要的是要写作,要写好。”他还说:“我努力地在写作,至于获不获奖,不是我所关心的。”这就是勒克莱齐奥的回答。

  再度与勒克莱齐奥结缘,是在1992年。这一年,我译的《诉讼笔录》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作为勒克莱齐奥初期作品的代表,在形式上有着与六十年代法国兴盛的新小说派类似的追求和革新,但不同的是,他没有在对形式的过分追求中忽视其思想的表达。书中主人公亚当·波洛从家出走,“寻找与大自然的某种交流”。在世人眼中,他只是一个终日无所事事,在海滩、在大城市中流浪的人,最后因在大街上发表“怪诞”的演说被警方视为“精神病人”而送入病院与世隔离。《诉讼笔录》从亚当原始化、非人化、物化的奇特感觉方式出发,准确地表达了亚当对现代文明强烈的逆反心理,从而也体现了作者对这种文明的深刻反省。可以说,勒克莱齐奥的创作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倾向和对现代社会过度物质化的激烈批评。

  当《流浪的星星》(袁筱一译 ,花城出版社,1997)中的这段文字映入我们眼帘时,勒克莱齐奥,这位如今头顶着诺贝尔文学奖熠熠光环的大作家,就这样亲近而温和地与我们的视野相拥。他的文字是那样的波澜不惊,却又隐隐地空灵着,恬淡、醇厚。在媒体如火如荼的“勒克莱齐奥热”之外与这样的文字相遇,我们心底最柔和的地方也许会漾起一丝涟漪。

  瑞典文学院在颁奖词中形容勒克莱齐奥的作品为“新的断裂、诗意的冒险和感官的狂喜”。对此,我有一点不同的看法。从精神追求上看,我认为勒克莱齐奥实际上是继承了拉伯雷以来法兰西作家所体现出的人文主义传统。在三年前,我有机会向瑞典文学院推荐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我就推荐了勒克莱齐奥,推荐的理由其中一条就是勒克莱齐奥继承了法兰西的人文主义传统,关注弱小的生命,关注他们的灵魂与命运。除此之外,还有他对现代文明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强烈的批判,以及对文学有着独特的追求,远离商业,在纯文学创作中体现了对美的向往和真的揭示。如今,我还想加上一条,那就是他以清醒的意识,关注他者,关注失落的文明,关注人的存在。这几点,如果说不上伟大,至少他是个清醒的作家,一个严肃的作家,是个对人类命运有着独特理解的作家,一个在冷静中不断思考与探索的作家。

  初次接触勒克莱齐奥的作品,是在1977年。那时我还在法国留学,当时读到他的成名作《诉讼笔录》,其荒诞的气氛、深远的哲理寓意和新奇的写作手法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80年,勒克莱齐奥的《沙漠》(Désert)问世,获得了法兰西学院设立的首届保尔·莫朗奖。我和南京大学中文系的钱林森先生得到此书后,就推荐给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这部作品的中译本问世,书名译为《沙漠的女儿》。这本书故事乍看上去不是特别吸引人,但仔细品味,越发觉得其中别有深意。书中勒克莱齐奥把非洲大沙漠的荒凉、贫瘠与西方都市的黑暗、罪恶进行对比和联系,把那里的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与主人公拉拉反抗西方社会的种种黑暗的斗争交织在一起,不仅在布局谋篇上显出匠心,而且非常有思想深度。在八十年代初,我们选定这样一部作品来翻译,一方面诚然和小说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意识形态有关,但更多的是因为深深地折服于小说的文学魅力。在翻译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些问题,通过法国出版社与勒克莱齐奥取得了联系,他不仅细致地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还为我们的中译本写了序,为他的作品在中国的出版与传播表示感谢,并在序中就小说的主题作了精要的解说。

  “在夏日的灼热里,在这碧蓝的天空下,她感到有那样一种幸福,那样一种盈溢了全身,简直——叫人有点害怕的幸福。她尤其喜欢村庄上方那一片绿草萋萋的山坡,斜斜地伸往天际。”

  《诉讼笔录》中文版出版一年后,我与这位神交已久的法国作家终于有了第一次见面的机缘。1993年,法国大使陪同勒克莱齐奥夫妇来南京与我会面,我们有机会在一起谈他的作品,谈翻译,他对我非常支持,不仅认真解答我提出的问题,还予以我极大的信任。后来,他每有新的作品问世,都会第一时间寄给我,如我指导的研究生袁筱一、访问学者李焰明翻译的《战争》、《流浪的星星》,都是他寄给我的。在我们那次谈话中,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让我颇为感动:“你翻译我的作品,就等于参与我的创作,我给你一定的自由”。作为一个研究文学翻译理论出身的学者,听到自己欣赏并译介的作家对于自己的翻译活动如此尊重和信任,我内心的那种欣慰和感动是难以言喻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有了一个近乎神圣的使命——让勒克莱齐奥在中国“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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