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称罗马尼亚的统治是,马内阿作品得以在中国

日期:2019-11-04编辑作者:企业文化

“那个巨大的谎言就像个新胎盘,既不让我们生,也不让我们死。一个鲁莽的姿势就会让那纤薄的薄膜炸开。你必须屏住呼吸,不断自省,以便你的那张被大大小小的谎言堵住的嘴不会一不留神吐出可能粉碎那个保护茧的气息来。事实上,我们正不断用其他遮盖物来包裹这蛋壳,一层又一层,就像俄罗斯套娃一般。”

当今在世的东欧作家中,恐怕没人能像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那样被贴上如此之多的标签:“卡夫卡的继承者”、“流亡知识分子”、“反极权主义作家”……也没人能像他那样具有如此之多可以互为比照的作家资源,昆德拉、哈维尔、赫拉巴尔……当然也很少有作家像他那样无可争议地得到大批当今世界顶级作家的认可和赞赏。且不说,正是因了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的大力推介,才有了其作品在西欧的首次翻译和出版,在众多折服于其作品文学力量的作家中,不乏奥克塔维奥·帕斯、君特·格拉斯、奥尔罕·帕慕克、伊姆雷·凯尔泰斯等其他诺奖得主,还包括了菲利普·罗斯、克劳迪奥·马格里斯、埃内斯托·萨瓦托等世界级作家……

这样的漂亮比喻、还有对审查制度的描述等,都散发着强烈的亲近感,这是所有极权社会经历者们共同的梦魇。这梦魇经常以特别的琐碎、平庸的面貌出现,令身在其中的人们不断被麻痹,最终失去了描述、理解它的能力。

近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结集出版了当今东欧极具原创力的作家诺曼·马内阿的代表作品:长篇小说《黑信封》、回忆录《流氓的归来》和随笔集《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有专家称:马内阿作品得以在中国出版的意义,绝不亚于20年前昆德拉在中国的出现。这不仅意味着我们将首次读到这位对多数读者而言还非常陌生的东欧作家的作品,同时诚如作家孙甘露所言:马内阿作品在我国的出版,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让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后的东欧文学版图在中国读者心目中完整地建立起来。


马内阿于1936年生于罗马尼亚布科维纳省的一个犹太人家庭,5岁就被关入乌克兰的纳粹集中营,但他活到了德国战败。1945年春,值二战结束,他与家人返回罗马尼亚。从集中营回到祖国,马内阿万分珍惜正常环境的生活,他拼命学习,满怀激情地拥抱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建设,一直保持了最优等生和共产主义青少年积极分子的地位。高中毕业后,尽管热衷文学,他还是上了布加勒斯特的建筑学院。但文学热情最终压倒了当工程师的梦想。1966年,他开始在罗马尼亚当时最有影响的文学先锋杂志上发表作品。从1974年开始,他弃理工而全力从文。在1974年至1986年间,他已发表了包括长篇小说、散文、短篇故事等各种体裁在内的大量文学作品。此后他被当时的齐奥塞斯库政权驱逐,在1986年被迫离开祖国,在西柏林盘桓一年后,方到美国,从此长居纽约。

与文字中的过度感伤不同,马内阿欢快。“你是要威士忌、跳舞、咖啡,还是真的要采访”,在纽约上西区的一间公寓里,他张开双臂,迎接我们。

残酷的集中营经历和极权社会的政治迫害,促使马内阿和许多有过相似经历的作家一样,用文字见证恐怖和历史。不过,与他们不同的是,马内阿显然并不满足于对专制和暴政做简单和肤浅的揭露和控诉。如果说,1992年在出版《论小丑》时,马内阿是一个睿智的斗士,由于情绪冲动,措辞激烈,某些地方处理得有失刻薄;当2003年写作回忆录《流氓的归来》时,66岁的马内阿已显得非常平和。在回忆录中,他奋力抵御了在类似著作中常见的“伤害论”与“犹太人区的染疾”,使其笔下的“记录”呈现出殊为难得的精神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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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正是这种清明和理性,使马内阿拥有了卓尔不群的政治洞见和文学气度。他没有把东欧的整个垮台看成是一种报应,相反面对风暴过后的罗马尼亚,他没有得意忘形,反而充满了担忧:“我们想知道,那些写于战后东欧的文学还能剩下什么,这些文学能否在没有约束的氛围里找到新生的力量?我们还想知道,西方的消费社会会不会很快把东欧变成世界闹剧的一部分?电视会不会淹没所有的文化生活?金钱文化会不会比谎言的文化更难对付?”而对于把自己驱逐出国的齐奥塞斯库,当他在纽约获悉其暴毙时,他的直接反应是震惊:因为齐奥塞斯库的死亡,并没有经过民主和公开的审判,“我无法接受这种没有审判的死亡,这一事件对未来的罗马尼亚是个不好的先兆”。

诺曼•马内阿

无法确定1986年以后的流亡生涯,对马内阿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在一些公开场合,他声称:如果当初选择留在祖国的话,尽管可能会面对更严峻的环境和挑战。但毫无疑问他会在写作上取得更大的成功。而在《流氓的归来》这部自传作品中,他写道,曾有位罗马尼亚女诗人谴责他逃离自己的国家:“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得生活在这里,我们要在自己语言环境里,坚持到最后。”他的回答是:“但是为了写作,我们首先得活着。坟地里满是不能再写作的作家。他们留下来了,在坟墓里,他们不再能写了。”在坚持与流亡之间,马内阿毅然选择了后者,我们无法判断这两者之间谁更具有道德上的优势,但是我们却清楚,只有去远方,他才能说出真相。

我读过他的两本书,一本文论集《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一本回忆录式的小说《流氓的归来》。不知是翻译所致、还是原作风格即是如此,我能熟记其中一些片段、句子,却对全书的结构与叙述缺乏印象,它有些过分地涣散。他那高度自我的沉溺口吻、细腻鲜活却又经常重复的细节似乎是他最显著的特色。

不仅如此,马内阿的“流亡”显然还有更深层的意义。他自认为是个爱国主义者,因为爱国,他坚持认为自己可以摆脱“那种狭隘的犹太人观念”,然而,罗马尼亚共产主义的当权者也好,右翼民族主义者也好,他们同时指着他,告诉他“你是个犹太人”,并借机把造成罗马尼亚困境的责任推卸给他的民族。这样,马内阿既孤立于犹太人圈之外,又不被他的罗马尼亚同胞接纳。而正是这种极其难堪的经历,让他得出一个核心观点:即所谓“在家的流亡状态”。“在家的流亡”,意味着他将永远是一个流亡者,注定无可归属,由此使他甚而弃绝一种归属感。事实上确乎如此,即使到了西方以后,他也觉得自己不属于西方。或许,正是这种强烈的拒绝归化的倾向,使他明知在美国继续用罗马尼亚语写作,将意味着生活的艰难、作品没有读者、长时期的默默无名,也没有像昆德拉一样选择用异域的语言进行创作,然而也正是这种在完全陌生的语境中依然故我的坚持,让我们真正领略到了一个流亡作家的风范。

但他的独特个人经验,足以制衡这种涣散与自溺。出生于1936年的罗马尼亚的诺曼•马内阿,童年时进过法西斯的集中营,侥幸逃生又被卷入共产主义试验中,到了50岁时不堪齐奥塞斯库的独裁统治,成为了一名流亡者。在纽约,他一边用他才吃力学习的英语在大学教授欧洲文学,一边用罗马尼亚语写作,讲述那些黑暗、荒诞、充满谎言与挣扎的个人经验,这些经验正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一部分。他称罗马尼亚的统治是“结合了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拜占庭方式”,自己则是“两种极权制度的豚鼠”。

当惨烈的政治风暴不复存在,“流亡”作为一种特定的生存境况,将有多少存在的价值,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事实上这种怀疑并非是一种责难,对当下的一些作家来说,流亡都只是一个形而上的标签,一种姿态,甚至有些当年流亡到西方的作家,正是借他们在母国的“苦难”来建立自己的功名。由是,那些依然贴着流亡文学标签在全世界畅销的图书总变得面目可疑。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马内阿的“流亡”凸现了其独特的价值。有评论家指出:马内阿的存在不仅昭示着“流亡”,精神上的“流亡”,将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宿命。它还让我们意识到:独裁和极权主义的暴君统治仍然在人类的生存中根深蒂固,而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另一种极权主义的暴政。尽管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貌似已经进入了一个文明、民主、平等、自由和繁荣的时期,但我们依然得警惕任何以物质、以自由、以繁荣、以所谓真善美的名义同化我们所处世界的企图。

“这要感谢你们,中国还有朝鲜”,在我们说起齐奥塞斯库年代的罗马尼亚时,马内阿半带玩笑的说,玩笑的另一半则是真实。这给被他称作“喀尔巴阡山的白脸小丑”在1965年成为统治者时,曾给整个国家带来巨大的希望。他推行了自由化政策,并在曾公开反对苏联对“布拉格之春”的镇压。马内阿的第一本书也正是在这气氛中出版的,他在文字中找到了自己的另一个身份(或许,也时最真实的身份)。但在1971年的中国与朝鲜之行后,他彻底被东亚式极权系统的效率所震惊了,作为一个独裁者可以享受如此整齐划一、规模浩大的个人崇拜。他的统治风格开始发生变化,加强秘密警察、推行无意义的政治社会工程,直到1989年的圣诞节,他与妻子被枪决。 他是这一年的东欧巨变中,下场最悲惨的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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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前领导人齐奥塞斯库与妻子

很有可能,1971年出访的意义被夸大了(同样被夸大的,还有他的妻子对他的不良影响),齐奥塞斯库遵循的只是权力的逻辑,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异化。

即使身为东欧最残酷的政权,齐奥塞斯库对社会的控制与瓦解,似乎也与中国(更不要说朝鲜)相去甚远。在马内阿的书架上放着他与妻子切拉(她年轻时的样子与索非亚•罗兰颇有类似)的青年时代的照片,他们穿合身西装与礼服,脸上带着潇洒的得意,像是老派的好莱坞明星。戴墨镜的马内阿,更象是个倜傥的花花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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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非亚•罗兰

“我们的文化是拉丁式的”,马内阿说,他很愿意分享他青年时代的经历。尽管在文章中,他强调政治的压抑、社会的停滞、文化的分裂,但在个人生活中,那仍是个充满音乐、书籍、舞会与情欲的时代。这不仅是因为彼时他正年轻,也是因为在罗马尼亚(或是整个东欧,甚至苏联),从未有过中国式的极权主义,彻底的严酷不仅充斥公共生活,还全面入侵私人世界。

“罗马尼亚男人与意大利男人相似吗?”看着他与年轻漂亮的女同事热情的交流时,我问他。“几乎是一样的”,他的回答干净利落,他们都习惯性的向女人献殷勤。

这套拉丁化的生活方式、还有他深深眷恋的罗马尼亚语,似乎都无法让他留在布加勒斯特,一种越来越加剧的压抑、腐烂、停滞,最终让他主动逃离,尽管这是个一再拖延的决定。1986年,他以50岁之龄来到德国,两年后又来到纽约。

像是纳博科夫笔下的普宁教授,我记得他不止一次这样写道。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俄国学者普宁不得不将大量精力耗费于日常的挣扎,尽管如此他仍乘错了列车、错过了讲座。陌生的语言环境让一个外来者变得无助、懊恼,他昔日的人生经验、知识积累,都因语言瓶颈而变的毫无价值。

对于通晓德语与法语的马内阿来说,他真正的普宁教授的经验不是在柏林与巴黎,而是纽约。他与切拉和一群年轻的中国、菲律宾、东欧移民们挤在教室里,学习基础英文。

这结果却是惊人的。尽管他的英文交流仍算不上流畅,却已在学院了教了26年的书。他曾经忧虑于学生们无法听懂他的语法与口音,但纽约慷慨地接纳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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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好的旅馆”,他在一次采访中曾这样形容纽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他则这样写道:“巴基斯坦人的报摊、印度人的香烟铺、墨西哥餐馆、女服装店,朝鲜人的小超市:大筐的水果和鲜花,西瓜和椰子……玫瑰、郁金香、康乃馨……矮楼、高楼、更高的楼,各种风格,不同的形状及混杂的各种用处,新世界和旧世界……”

在这个主要由外来者构成的城市,一个罗马尼亚的犹太作家也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仍觉得这里是旅馆,但家也回不去了。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垮台并未给他带来希望,这对独裁夫妇未经审判就枪决,让他陷入忧虑,祖国发生了变化,却并未朝他希望的方向变。当他1991年在《新共和》上发表关于一位著名的罗马尼亚学者正是反犹主义者的文章时,招来了轩然大波。在罗马尼亚,他成了民族的敌人,在美国,他变为FBI的保护对象,以防止极端主义的罗马尼亚侨民可能的刺杀。在一个表面民主的社会,犹太人的命运依旧不佳,存在一些远超政治的原因……归与不归,变成了两难的选择,他也越来越倾向于后者——“祖国逐渐远去了,越来越退入往昔,越来越钻入我的内心。我不再需要地理和历史来证明它的矛盾重重,来证实它的坠落”。

流亡并非仅仅是失落、笨拙、无奈,它也是改变自我、再度创造的良机。倘若他仍留在布加勒斯特,很难想象他会获得此刻世界性的成功。即使这世俗成功并非唯一标准,他的写作本身也必定受惠于这崭新的经验,尽管他依旧用罗马尼亚语写作记忆,这记忆因为这些陌生环境,变得更加鲜明。阅读他刚刚出版的文论集,你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因流亡获得的一种更辽阔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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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ty Enlightening the World

他很少书写美国经验,说自己来得太晚,不懂这个新环境。但他仍有很多有趣的洞察。他说,英语过分清晰、讲究逻辑,无法承载他母语中的含混、暧昧。他说美国社会浅薄,却有一种让人保持愚蠢得自由,美国生活充满了矛盾与不连贯性,却可能是自由的标志……


(转自许知远《中国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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