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政治是通过在政治建设和发展中不断创造政

日期:2019-09-17编辑作者:欧冠彩票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和转型发展来说,有效政治是通过在政治建设和发展中不断创造政治有效性来实现的。这种创造主要围绕着政治领导、政治治理、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来展开,其着力点都在制度建设,即力图通过制度积累、制度创新和制度完善来提升政治能力,健全政治治理,巩固政治稳定,深化政治发展。中国实际展开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虽然核心目标是民主与法治,但其行动原则是创造有效政治,保持和提升政治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有效性。中国30年来的发展富有成效,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又一新的发展奇迹。在这30年里,中国人口从10亿增长到13亿,多出的这3亿人口,在规模上相当于一个美国;在这30年里,中国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革,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计划走向市场,从国家和集体主导走向社会和个体自主,使中国在继1949年完成劳动阶级获得解放之后,完成了社会民众的个体解放,即个体获得有法律保障和财产基础的独立和自主;在这30年里,中国以平均10%左右的速度发展,使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成为世界重要的经济体;在这30年里,中国尽管人口规模在扩大、经历了革命性变革和出现快速的发展,但中国社会整体是平稳、有序的,创造了稳定盛世。由此可见,中国30年发展是一个大规模、大变革、大发展和大稳定有机统一在一起的发展,是有效的发展。促成中国有效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可以从多方面来分析和把握。但不论从哪一个方面来透视中国30年有效的发展,都绕不过政治这个因素。至于政治与有效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政治存在很大问题,那么中国就不可能形成上述四大方面有机统一的有效发展。因此,从有效的发展中,我们至少能够断定中国的政治对促进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有效发展是起作用的,相对于中国的有效发展来说,中国政治是有效的。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和转型发展来说,有效政治是通过在政治建设和发展中不断创造政治有效性来实现的。这种创造主要围绕着政治领导、政治治理、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来展开,其着力点都在制度建设,即力图通过制度积累、制度创新和制度完善来提升政治能力,健全政治治理,巩固政治稳定,深化政治发展。因此,中国实际展开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虽然核心目标是民主与法治,但其行动原则是创造有效政治,保持和提升政治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有效性。从创造政治有效性出发,围绕政治领导、政治治理、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四个方面,中国30年的政治建设形成了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长久积极效应的政治发展格局。第一、建构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领导体系。现代化的发展需要领导力量和支撑主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逻辑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同时承担起这双重角色。所以,在中国,坚持党的领导,不仅关系到这个国家的转型发展的方向问题;而且关系到这个国家转型发展能否获得强有力的支撑主体问题。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变革“文革”所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权力体制,分权于政府和社会;另一方面通过自我调整来坚持和巩固党对改革事业的领导。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是党分权社会和政府的过程,同时也是党的领导得到有效坚持的过程。显然,党的领导得以维护和坚持,不是通过权力向党集中来完成的,而是通过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来坚持;通过中央的宏观调控体系的完善和调控的有效来坚持;通过党自身的建设,尤其是通过党的先进性和执政能力建设来坚持;通过党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的有效作用和积极适应来坚持。这样,经过30年的变革,党的领导不仅在新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格局中得到巩固,而且逐渐形成了与新的格局相契合的新的领导体系,其根本在于把党的领导体系与国家制度体系和社会运行体系紧密地联系起来,相互适应、相互改造。第二、建设以法治为根本的政治治理。政治治理是国家政治主体通过权力、组织与机构的运作,创造社会秩序与经济发展的治理过程,其产品主要是权威、法律、制度、政策和措施。改革前的政治治理,主要通过权力集中所形成的政治强制来实现,因而,这种政治治理常常是单向度的作用,而且是领导者个体意志的作用。改革开放伊始,基于启动民主、推动改革的需要,政治治理就首先开始变革,强调法律和制度在治理中的重要性。进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共产党全面改变治国方略,推行依法治国,从而开始创造以法治为根本的政治治理,并力图使政治治理从权力的单一、单向作用过程,发展为依法进行的多方参与、协商与合作的治理过程。第三、创造有活力的动态政治稳定。稳定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经济稳定、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从稳定的大局讲,任何一方面的不稳定,都可能造成全局的不稳定,所以,任何一方的稳定都必须以另外两方面的稳定为前提,换句话说,任何一方的稳定,不仅要考虑到自身的状态,而且要考虑和适应另外两方面稳定的需要,而这一切又都必须在创造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为此,中国把改革和发展,包括政治建设,都置于推动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基本路线和行动原则之中。基本路线就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的兴国之要,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中国的立国之本,以改革开放为中国的强国之路。这个基本路线犹如一个大锚,保证了中国这艘大船的稳定。至于行动原则,就是时刻强调改革、发展和稳定的三者有机统一,以便实现统筹全局,把握过程的可持续发展。这样的基本路线和行动原则从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奠定了中国的政治建设和发展的内在取向、发展进程和行动原则,以保证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有机统一、相互促进,以政治稳定创造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第四、创造有序的可持续的政治发展。政治发展是中国现代化的要求,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要求。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和取向都聚焦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强调中国的民主建设和发展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体来说,就是从中国既有的制度出发,通过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来增强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来满足不断提高的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从而实现制度的巩固和民主生活的丰富。既然是在坚持既有民主制度基础上发展民主,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基础上发展民主,那么中国的政治发展就必然是有目标、有根基、有领导的发展,这种发展具有内在的有序性和可持续性。至于作为直接推动政治发展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始终都坚持稳妥推进的原则。(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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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现代化格局中,政治建设承担着国家建构的使命,它与中国现代化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既决定着现代化发展,也被现代化发展所决定。随着中国现代化战略与道路日益成型,承担国家建构的政治建设也逐渐形成自己的行动逻辑与发展逻辑。本文将用中国传统的“体”“用”观来透视中国政治发展的行动逻辑与发展路径。

  关于“体用一原”的哲学,张岱年教授在《中国哲学大纲》中作了概括性阐述:他认为:西洋哲学讲本体,认为现象是假,是幻;本体是真,是实。本体就是唯一的究竟实在。中国传统哲学讲本根与事务的区别,不在于实与幻之不同,而在于本末、原流、根枝之不同。本根是真实的,由本根发生的事务也是真实的,不过有根本不根本之别而已。与本根对立的,即是“物”,物是本根所生者。后来有“用”的名称,与“体”对立。用的本来意味是功能,衍变而成为“流行”或“发见”的意思。体是本原,由此本原而流出或发生者为用。体与用是统一的,即体用一本,或体用一原。有体即有用,体即用之体,用即体之用。体即用之藏,用即体之显。用即由体出,非于体之外别起一用,与体对立而并峙(张岱年,1982:6~16)。

  体用观是中国认识世界、把握发展的哲学,深深地埋藏在中国人的思维结构中,并成为中国文化与精神的基因。因而,它对中国人的思维、生活和行动的影响是全面的,它既可能成为中国人积极进取,创造有效发展的哲学基础,也可能成为中国人墨守成规、不求创新的理论依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和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人自己的探索和创造。基于中国文化与精神的作用,这条道路所体现的基本战略和发展模式,深深契合了中国传统中的“体用一原”的哲学。在这方面,中国政治建设与发展的表现尤为明显,其基本战略是:始终坚持从巩固核心结构和完善根本制度需要出发创新体制与机制;通过体制、机制变革来巩固核心结构和完善根本制度,在制度、体制、机制有机统一中,实现制度的巩固与完善,从而巩固和完善党的领导、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制度以及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一、改革以来中国政治建设的基本战略和模式

  

  在中国共产党的报告和文件中,提出“政治建设”概念并用“政治建设”来统领中国政治发展是在党的十六大报告,此后,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一起,构成新时期中国国家建设的基本战略框架。然而,从具体的实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建设是与改革开放同步展开。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民主化为前提,而经历“文革”之后的中国政治要迈向民主化,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十六大之前,中国的政治建设集中体现为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法治建设;十六大之后,政治体制包含在政治建设之中。导致这种变化的根本因素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新的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必然要求相应的政治体制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前,政治体制改革战略重点集中于改革“文革”留下的体制;确立之后,政治体制改革依然继续,但其战略重点是通过改革与发展,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这使得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取向从变革旧体制转向建设新体制。“政治建设”正是基于实践中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变化而提出来的,它不仅明确了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取向,而且也大大拓展了新时期政治发展的使命与任务,政治体制改革依然是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核心任务,但不是全部。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建设,虽然有过战略的转变与升级,但其内在战略核心和根本取向是一致的,即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更为全面的政治建设,来巩固党的领导,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全面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在作为指导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明确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邓小平,1983:282)由此可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建设始终都是从“固本”出发的,更为准确地说是从巩固党和国家制度的本体出发的。在这个前提下,力图通过改革,使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应有的优越性得到充分的展现和发挥,并由此来完善和巩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本身。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战略契合了中国传统的“体用一原”的哲学。

  在这样的基本战略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建设形成的基本模式是:固体活用、以体定用、以用固体、体用统一。

  第一,固体活用。其原则是:坚持和巩固既有核心结构和根本制度,在此前提下,进行体制与机制的积极变革和创新,在这个过程中,要充分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有益经验和成果。第二,以体定用。其原则是:从核心结构与根本制度的巩固出发来选择体制与机制变革和创新的领域、范围与取向,不简单照搬既有的模式和经验。第三,以用固体。其原则是:通过核心结构与根本制度的功能有效开发及其作用的有效发挥来巩固既有的核心结构与根本制度,为此,积极倡导体制与机制创新,并视其为核心结构与根本制度保持内在活力的关键所在。第四,体用统一。其原则是:完善和巩固核心结构和根本制度需要体制与机制创新,而体制与机制创新必须坚持底线性的基本原则,必须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必须与核心结构与根本制度相适应,必须能够使核心结构和根本制度的优越性得到体现和发挥,必须能够创造现实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和进步。

  中国政治建设的这个模式结构,实际上是中国整体改革和发展模式的一大缩影,所以,其中涵盖的四个方面可以轻而易举地从中国的改革理论和改革实践中找到依据与例证。

  

  二、政治建设优化中国政治的“体”和“用”

  

  中国共产党在尚未夺取全国政权的时候,就开始建构中国的政治体系,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基本形态,其中包括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尽管他当时认为这种政治形态只是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型的政治形态,但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至今依然没走出这个政治形态。新中国的建立以及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为这个政治形态从政治设想转变为政治现实提供了最为坚实的政治基础。但由于1958年“大跃进”失败引发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危机,因缺乏应有的经济基础支撑,政治形态很快就从常态走向变态,出现了政权扭曲、制度失效和政治生活失序,其极端形态就是“文化大革命”(林尚立,2000)。“文革”结束后,和改革开放一起开始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仅努力将在“文革”中发生扭曲的政治形态恢复到常态,而且努力为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构一个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政治基础。这种努力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同时,也逐步使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构想的、在建国后初步确立起来的理想的政治形态,真正落实到中国的国家建设和现代化发展之中,从而形成中国政治鲜明的“体用结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先后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的1981年宪法修订;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政治文明建设以及包括政治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的国家建设新战略等。经历三十多年政治改革和政治建设的探索和实践,中国政治的“体”得到了巩固,中国政治的“用”得到了发展。

  中国政治的“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体;二是政体。国体的核心就是人民民主。党的领导是人民民主的内在要求。所以,国体本质上是人民当家作主与党的领导的有机统一。关于政体,理论上就是人民民主政权的组织形式。毛泽东当年给出的定位是: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表现形式的民主集中制(毛泽东,1991:667)。

  中国政治的“用”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体制,如果说“制度”是用于分配权利与权力的制度规范,那么“体制”则是用于规范权利与权力运行的制度规范,如领导干部任期制、行政首长负责制等;二是机制,优化权利与权力运行的辅助性制度设置,如服务于政治监督体制的政务公开机制;服务于行政首长负责制的责任追究机制等;三是技术,提升权利与权力运行的合法性与有效性的技术设置,如干部任用中的选拔与考核技术、人大质询行政负责人的质询技术等。

  实际上,任何国家的政治都具有其特定的“体”,也具有其特色的“用”,中国也不例外。问题是改革开放前,中国政治不论在“体”上,还是在“用”上都出现了问题。在“体”上出现的最大问题是:民主集中制失效,用邓小平的话说:“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在“用”上出现的最大问题是:官僚主义所造成的种种体制弊端。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概述了官僚主义的表现与危害:“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邓小平,1983:287)显然,这样的“体用格局”,不仅可能毁灭整个国家政权;而且可能毁灭整个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所以,针对这样的“体用格局”所形成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仅要将扭曲的政治形态恢复到常态,而且也将常态的政治形态在不断的自我完善中巩固下来,创造出合法性与有效性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邓小平认为基于毛泽东当年设想的政治形态而应该形成的中国政治“体用结构”,并没有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确立而最终形成,还在实践中遇到了“文革”的破坏和扭曲。所以,邓小平主张中国共产党人必要在改革开放之后全面承担起建设完善、合理的中国政治“体用结构”的历史使命。“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已经去世的老一辈革命家,没有能够完成这个任务。这个担子已经落在我们的肩上。” “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我相信,这一点是一定可以做到的。”(邓小平,1983:301~302)

  总结这三十多年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建设实践,比较当下的中国政治与改革前的中国政治,任何人都可以发现中国政治的“体用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的关键就是中国政治“体”逐步成型,并日益巩固。如果说中国政治“体”的确立是通过革命的话,那么中国政治“体”的成型,则是通过改革和发展,其中政治体制改革扮演了重要角色。政治体制不仅巩固了中国政治的“体”,而且通过根本制度的完善、治国方略的转型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建设,使中国政治的“体”逐渐成形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中国政治“体”的逐渐形成,离不开中国政治建设在“用”,即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所进行的努力,基于“体用一原”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战略,政治体制改革,既为中国政治“体”的巩固和完善提供了有效的体制和机制支撑,而且也大大推进了中国政治在体制、机制以及技术方面的开发和创新,使逐渐成型的中国政治的“体”有比较充实和丰富的体制、机制和技术基础;而且也使得中国现实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实践能够一直建筑在合法性与有效性的有机统一基础上。所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能大胆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经验和成果,另一方面也能充分尊重中国的政治内在逻辑与现实实践。

  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表明,“体用一原”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建设战略和行动模式,是国家政权与政治制度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保持其稳定性、有效性和变革性有机统一的合理选择。

  

  三、“体用统一”是中国政治建设的核心使命

  

  邓小平早就认为,对于中国这样的历史长、结构复杂的国家来说,要实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完善和巩固,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这决定了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这种长期性和艰巨性,不是来自中国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所背负的历史包袱和体制包袱,而是来自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所要完成的核心使命:实现中国政治的“体用一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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