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新的历史起点要求实现三大转变在改革

日期:2019-09-17编辑作者:欧冠彩票

改革开放30年间,我国取得了经济调整与增长的奇迹。解读这一奇迹,不仅要回顾30年间我国推行的经济制度创新,还必须理解推动我国发展的关键性行政和社会结构,即侧重于经济建设的行政结构和基于特定关系的社会结构。30年来,这种结构让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也使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的瓶颈。从内部来看,收入差距的扩大,制约了国内需求的增长。我国高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高速增长的投资和出口。但在内需相对不足的背景下,持续的高投资缺乏国内需求的支撑。从外部来看,通过加工贸易的发展,我国迅速成为全球性的制造业大国。但对部分国家的巨额贸易顺差,以及对部分发展中国家形成的贸易竞争,使我国面对越来越多的贸易冲突。因此,可以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走过的发展道路,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阶段,在有利于增长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下,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发挥了劳动力低价的比较优势,但是,也导致了收入差距和发展失衡。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必然进入经济、政治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第二阶段。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我国必须对长期以来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的行政和社会结构作出调整。为此,我国需要实现三方面的转变:第一,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随着私人部门逐步壮大,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信息日益复杂。只有通过政府职能转变,才能获得经济的持续增长。第二,从关系型社会到规则型社会的转变。当经济总量和市场交易的规模扩大后,用关系来维持交易不仅成本巨大,而且一旦关系渗透到市场交易过程中去,便会加剧社会不公。未来我国需要加强立法与执法,加强权力的制衡与监督,特别是要防止私人关系与公共权力的结合导致腐败。第三,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的转变。未来,我国发展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城市化。但城市化和农民进城只是空间意义上的城乡融合。我国还需要在农民进城后,加强原城市居民与新移民在社会意义上的融合,特别是要为城市新移民提供更加公平的就业环境、教育机会以及社会保障,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推进城乡融合。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说明,发展不只是经济的发展,更不只是城市化和工业化,而是政治、社会和经济的互动过程。只有不断激发出互动的力量,才能更好地获得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此文概括了陆铭、陈钊、王永钦、章元、张晏、罗长远合著的《中国的大国经济发展道路》的主要观点。)

基层信息★实验动物科学部:实验动物部组织了形式多样的十七大精神的学习活动。从原原本本学习十七大报告,积极组织党员职工参加专家辅导报告;到组织党员一日活动,参观陈云纪念馆,把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与学习十七大的精神结合起来,使学习不断地深入下去。为了能够让本单位的党员和教职工对学习十七大报告有比较深入的理解和认识,激发对学习的热情,党支部积极安排党员,包括退休党员和全体职工参加10月30日宣传部组织的十七大的辅导报告,为提高大家的学习热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了提高各位党员对十七大精神的理解,12月4日下午实验动物部与药学院联合组织,邀请我校的专家作学习十七大报告的辅导。专家的辅导使得大家对十七大的报告有了更深一层次的领悟,同时也为基层党员和教职工的学习十七大的报告提出学习新思路。通过近一段时间的学习和专家的学习辅导,使得我们广大党员群众更加自觉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七大精神上来。 专家视点★经济学院陆铭副教授:今天的中国面临着发展的不少问题。在内部,由于收入差距很大,因此制约了中国国内需求的增长。于是,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高速增长的政府公共投资和出口。但是,在内需不足的背景下,政府的高投资却缺乏国内需求的支撑,而高出口的结果则是中国的外留依存度在2006年已经高达65.66%,同时,外汇储备迅猛增长,2007年9月已经达到14336.11亿美元。由于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央行必须发行人民币来对冲外汇储备,于是大量人民币流入流通领域,形成了通货膨胀压力,推动了资产价格上涨。而低劳动成本又使企业缺乏创新的动力,难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外部,中国经济也面临着失衡的局面。从劳动力成本来看,中国在2004年前的十多年时间里,民工工资几乎没有提升过。而1996年之后,城市部门劳动力市场改革加速,又对劳动力成本产生了向下的压力。同时,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又缺乏适当的劳动保护,为低劳动力成本的维持创造了条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加上低估的人民币,成为中国产品竞争力的来源。通过加工贸易的发展,中国迅速成为新的“世界工场”和全球性的制造业大国。但是,对部分国家巨额的贸易顺差,以及对部分发展中国家形成的贸易竞争,使中国面对越来越多的贸易冲突。中国今天所出现的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与欧洲和美国在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的前30年出现的情况非常相像,都是在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下所出现的结果。同时,今天的中国还面临着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挑战,那就是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知识经济的到来使得受高等教育可以借助于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获得知识的回报,全球化还使得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和整合资源,借助于全球的产业分工和金融市场获得资本的回报。相比之下,劳工在收入分配中处于弱势,近年来,劳动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下降在很多国家成为趋势。可以说,中国30年的高速增长,是借助于全方位的市场化改革开放而获得的。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阶段,在基于分权的政治结构、基于关系的社会结构和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下,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政策有利于发挥劳动力低价的比较优势,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基本未变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也导致了收入差距和发展的“双重失衡”。面对着发展的内、外“双重失衡”,中国必然进入经济、政治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为这克服“双重失衡”,追求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中国必须对长期以来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作出调整。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转折点,中国站在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起点”之上。中国发展新的历史起点要求实现三大转变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需要实现三个方面的转变,以进一步推动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1)从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2)从关系型社会转变为规则型社会;3)从城乡分割转变为城乡融合。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其重大意义就在于通过赋予农民更多的权力来促进城乡融合。中国的经验说明,发展不足是经济的发展,更不只是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也不足是一次性的“进入受限”到“进入开放”的过程,而是政治、社会和经济的互动过程。既定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可能扩大收入差距,并最终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然后再形成政治和社会结构调整的动力机制,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普遍规律。人类发展历史说明,如果要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就必须重视收入差距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特别对未来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加以强调,这表明党中央和全社会决心通过“用手投票”的方式来平稳地调整其政治和社会结构,以适应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这是中国的智慧,更是中国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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